艺兰斋珍藏有两件敦煌手卷，一卷为北魏时期的由东阳王元荣捐资抄录的《大智度论》。另一卷为唐人双面手抄卷。根据敦煌学研究学者、南京师范大学黄征教授的考证，这卷双面手抄卷，其中一面应为《释肇断序抄义》(以下简称《释肇序》)失题残卷，而另一面抄写的则是《大乘稻竿经疏一卷》(以下简称《稻竿经》)。
这部手卷的两面，字体并不相同，内容也不连贯，明显是不同的手笔。那么到底谁先谁后呢？哪个是正面哪个又是反面呢？
了解了手卷的制作过程，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难 。
据黄征教授介绍，不同时期的敦煌手卷样式各有不同，包括字体、纸张的大小、每列的字数以及每张纸的列数，都有自己的固定式样。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细节上作出这些让人猜不出原理的规定呢？我们的祖先在读写上是不是太过教条了呢？
仔细看看这些手卷，就会发现手卷空白处略有发红，那是胶水经过千年的时间洗礼的结果。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整张手卷，并不是一张纸，而是粘在一起的一张张纸条。敦煌手卷较之之前的竹简、木简，就是把竹条、木条换成了纸条，把绳子换成了胶水。
原来那时候的书写要远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彼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还看不到半点萌芽，雕版印刷术虽已产生，但它又贵又费事。在敦煌遗书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手写卷而非印刷品。更何况我们到现在也没发明毛笔字的涂改液，万一一笔写错，而作为经书又力求美观整洁，那可怎么办？没问题，只要换张纸条就可以了。这种制作方式既方便工人分工抄写，又方便校刊。
但这些都不是解读正反面的技术关键。关键的因素在于一项我们至今无法破解的技术——乌丝栏。
敦煌手卷上的纸条是画有乌丝栏的，这种乌丝栏绝非毛笔所画，因为它很细，笔直，而且上下粗细绝无变化，究竟这是一种什么原料，用的是何种工具，今人已经很难复原了。黄征教授推测可能是一种金属或石头打制的薄片所画。在艺兰斋的双面手抄卷上，乌丝栏位于《释肇序》一面，这是《释肇序》是正面的铁证了。然后我们翻开《稻竿经》一面，会发现上面有涂改，也就明白涂改出现的原因了。那是因为当时手卷已经成形，没法重新换张纸条了。
纸张循环利用的急先锋
根据《释肇断序抄义》的题记，释肇序这一面写于唐大历二年，也就是公元767年。这是当时崇福寺的沙门体清在资圣寺传经时汇集众家对经文做的注释。
那么《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是写于哪一年呢？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大乘稻竿经疏一卷》是敦煌地区的著名僧人法成讲解佛法时，他的弟子所做的笔记。虽然艺兰斋所藏《大乘稻竿经疏一卷》(又名《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尾部残损，但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大乘稻竿经随听手镜记》的题记显示，这份笔记是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一个兔年，法成在永康寺讲法的记录。
从公元786年到848年，敦煌属于吐蕃的势力范围。大约公元833年前后，法成来到了敦煌地区讲法，根据兔年的线索推断，有可能是公元835年或者是847年。公元835年离767年也已经有68年了，想来，拥有《释肇断序抄义》的体清，也许已经作古，不再需要这份手卷了，于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它辗转到了永康寺沙门手中，手卷的空白反面成了一份课堂笔记。
鉴于艺兰斋所藏《稻竿经》字迹较潦草，偶有涂改，这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课堂笔记的原件。这也是这份手卷第二次被利用的最早时间了，68年之久，可见当时纸张的耐久与金贵。
将近200年后，手卷还可以循环利用
岁月久远，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知《稻竿经》被抄录到这份手卷的具体年代，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份手卷循环利用的纪录是远超我们现代人的想象的。
史料记载，五代末期，敦煌三界寺有一位叫道真的僧人。他在重建三界寺藏经的过程中，发起了一个修补古坏经卷的活动。不但修补自己寺里的经卷，信众手里的经卷他也义务修补。但是当时三界寺里并没有那么多白纸，所以道真就号召信徒捐纸。战乱年代，社会并不富裕，但人们循环使用纸张的理念贯彻得却极为彻底，于是大量只使用过一面的纸被送到了三界寺中，有过期的地契、合同、公文、告示、档案等。而且当时在敦煌寺庙之间藏经也存在着一种互通有无的流通关系。
三界寺的僧人们是否是从信徒或其他寺庙里得到这份经卷并重新加以利用的呢？虽然敦煌藏经洞的形成原因目前在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藏经洞与三界寺有着莫大的关系，是三界寺的图书馆，或者是三界寺的僧人封存废弃经卷和文档的地方。
那么艺兰斋所藏的这份双面写经卷是否能够在五代末期仍被循环利用呢？从《释肇序》写上去的公元767年到道真生活的年代，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对此黄征教授表示，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的造纸工艺跟现在有很大区别，那时候的纸全部由纯植物纤维构成，没有经过化学药品的处理，在敦煌的气候条件下保存近200年再次使用，是可能的。现在经过千年的时光，这些经卷摸起来依然十分柔韧。
千年传承 终归金陵
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在无意中被发现，到现在已逾百年历史。百年间，敦煌遗书历经劫难，被抢掠到世界各地。这两部手卷是如何从苍茫的大西北走到了江南金陵的呢？
从杭州到南京
在1999年来到南京艺兰斋之前，这两部手卷收藏于杭州。有一位重要的见证人，他就是黄征教授。1998年黄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见到了这两部敦煌手卷，当他2005年在艺兰斋再次看到这两部手卷时，一眼认出它们正是当年他在杭州见过的。黄教授感叹《大智度论》手卷“又长又漂亮”，笔致中显示出较高的书法修养，堪称艺术精品。
东阳王元荣是驻守于敦煌的宗室皇亲，他发愿捐资抄录了这部《大智度论》，自然不惜工本力求质量。据艺兰斋介绍，敦煌学研究专家谢成水在艺兰斋鉴赏这两部手卷时提到《大智度论》共有100卷，现在仅存有十几卷，分藏于法国图书馆、日本京都博物馆等处。虽然原全国五人鉴定小组组长杨仁恺先生曾鉴定艺兰斋所藏《大智度论》手卷的时代为隋朝，但谢成水表示这也是杨先生比较笼统的一个说法。艺兰斋所藏《大智度论》手卷在纸张、款式等方面跟国外收藏的《大智度论》都是相同的，应为北朝写本。艺兰斋美术馆设计者黑川纪章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促成这部分别藏于世界各地的《大智度论》在艺兰斋美术馆联合展出。
艺兰斋所藏另一部唐人双面抄手卷也可能与散落海外的敦煌手卷有着莫大的关联。
据黄征教授介绍，法国收藏有编号为p.2149的《释肇断序抄义》，巧合的是法国的藏品是后部残缺，而艺兰斋所藏《释肇断序抄义》则是前部残缺，黄征教授表示如果两份经卷通过撕痕比对，能够缀合起来，那么这份经卷将得以完整。
当年十万元两部手卷，如今一部已值上千万
这两部手卷最终能由艺兰斋收藏于南京，中间颇多周折。发现这两部手卷的黄征教授曾力主由浙江图书馆收购。卖家提出十万元即可将这两部手卷同时转让，但是浙图并未能把握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据艺兰斋介绍，卖家也曾转与刘海粟美术馆联系，但是最终也作罢。如今《大智度论》上还盖有刘海粟的收藏印鉴。据说当时刘海粟看到了这两部手卷以为是捐赠给美术馆的，如此上品自然就盖上了自己的收藏印鉴。得知有这两部手卷在寻找“婆家”后，艺兰斋立即奉上十万元“聘礼”将这两部手卷“娶”到了南京。巧合的是，当这两部手卷来到南京时，它们的发现者黄征教授亦应聘于南京师范大学。当年十万元两部的手卷，如今在市场上一部已经高达上千万了。
从大西北到江南
在两部经卷上都盖有近代杭州收藏大家吴士鉴的收藏印鉴，说明它们曾收藏于一代名家之手。但是吴去世后，吴的儿子好赌成性，不得已，把这两部手卷出卖偿还赌债。随后这两部手卷流入上述杭州卖家处。
吴士鉴又是从何处得到这些敦煌手卷的呢？黄征教授表示很有可能是在甘肃做官的浙江人带回浙江的。像陈訚，他曾在甘肃省做过代省长，在他离任时，带了三四百卷敦煌手卷离开，很有可能吴士鉴是从陈訚或者像陈一样在西北做官的人那里获得的。
走向社会的敦煌手卷
黄征教授表示从藏经洞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应该将目光更多放在对敦煌遗书的整理和研究上。当务之急江苏应该将所有敦煌藏品整理清楚，并按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目录和内容，这将会极大地提升江苏在敦煌研究方面的影响力，也是为敦煌学研究打下扎实基础，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事业。而这一点正与艺兰斋不谋而合。艺兰斋将积极促成这两部珍贵手卷参与到敦煌学的研究当中。伴随着艺兰斋美术馆在2012年的最终开放，这两部手卷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它们在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承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