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也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历史，2000年以来，全市以争取开放利用为初衷，对一批国家级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腾退。然而近记者走访发现，腾退十年之后，仍有部分古刹在“游客止步”的指示牌后大门紧闭。曾经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府邸、元大都留存的都城隍庙遗址、明朝建立的隆安寺、清朝雍正年间祭祀风神的宣仁庙……它们现在究竟在当做何用？什么原因使这些古建未能对外开放？
多尔衮王府：现被民间美术馆租用
坐落在故宫东侧、南池子大街边上的普度寺曾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自然形成高密度居民区，普度寺大殿变成了学校的教室和仓库，破损较为严重。
普度寺始建于明代，原名为皇城东苑，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清初为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乾隆年间重新修葺扩建，后乾隆赐名普度寺。普度寺所具有的典型清初满族建筑风格在北京仅此一处，整个大殿建在高大的须弥座之上，主殿前凸出的部分叫抱厦，檐出飞椽共三层，这在建筑制式中极为少见，被称为“金銮宝殿”的太和殿，檐椽也仅为两层。这里时常有游客慕名前来，一些导游会对大殿的历史进行讲解，其中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大殿内有神秘暗道直通故宫”，并进而演绎成了“多尔衮和大玉儿的秘密约会之地”。
普度寺曾被列入北京市3年“3.3亿元文物抢险修缮工程”项目。2001年，东城区财政投资4000多万元，搬迁了普度寺的186户居民，撤并了占用普度寺大殿的南池子小学，拆除普度寺周边破旧民房和违法建筑近5000平方米。腾退后，幸存的大殿和山门以及殿内的彩画穹顶等，按照古建筑传统工艺及文物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修缮。
如今，普度寺已修缮一新，大殿稳稳地沉睡在青石铺就的方形广场北侧，其下巨大的须弥座式台基彰显着皇家的气派，但门上悬挂的“游客止步”和外围栅栏却挡住了世人和它亲近的脚步，不远处刻有“三品美术馆”字样的巨石格外显眼。
寺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已经被“三品美术馆”租用，前殿用作接待室，处于开放状态；而作为展览场地的普度寺大殿则只有举行展览时才可以“一露真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态，“听说租金好像是一年100万元”。
记者从普度寺的产权单位获悉，该寺目前的确在被“三品美术馆”租用中。
宣仁庙、隆安寺：归属多个部门不对外开放
与普度寺同在故宫东侧、位于北池子大街路边的宣仁庙是“故宫外八庙”之一，这个被列入《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目录、应该“腾退修缮并对社会开放”的庙宇，时至今日也仍是大门紧闭。记者从临街大门上的缝隙向内看到，院内是成堆的砖块和施工设备，尚处于完全杂乱的状态。
宣仁庙始建于清朝雍正六年，庙内原有雍正皇帝御书“协和昭泰”匾额，前殿祀风伯，后殿祀八风神，意在祈求神灵保佑，不使国家遭受风灾，俗称风神庙。虽然历经两百多年的风化，“敕建宣仁庙”的门额、二龙戏珠的浮雕和琉璃大影壁依然保存完好。
早在2004年底就有媒体报道了宣仁庙开始进行二期修缮的消息。据介绍，宣仁庙原是中医医院针灸科及中医医院、妇产医院的宿舍。2001年，市卫生局搬迁了驻庙单位及居民。此后宣仁庙开始进行修缮，计划分两期进行，一期是急救抢险工程，2003年3月开工，投资约100万元，主要是抢修山门、天王殿、钟鼓楼等古建筑；二期工程集中修缮中殿、后大殿、庙门、琉璃影壁等，并复建东西配房、东西跨院，重做油漆彩绘。
与宣仁庙一样，占地有1万平方米、被称为南城最大寺院的广渠门内白桥大街隆安寺的大部分也处于关闭状态，只有东侧一小部分被作为“东城区崇文青少年科技馆”而开放。记者随手按下寺庙侧门门铃，一个看守大门的工作人员出来说，寺庙主体部分不对外开放，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十多年。记者透过寺庙旁楼房居民的窗户看到，庙内放立着十多座大型碑刻。居民说，十年前隆安寺曾进行过整修，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都没有开放。
东城区文委文物科工作人员表示，宣仁庙的产权现在仍为非文物单位，而且是由多个单位共同所属，因此并不对外开放，今后是否能开放还要视情况而定。
都城隍庙后殿：文物早已流失 无法对外开放
走进金融街中心地区，高楼林立中一座典型的中式古建筑格外显眼，这就是坐落于西城区成方街的都城隍庙后殿。经过修缮的后殿身处在大片的绿地之中，但飞翘的屋檐、镂刻精致的门窗、传统的红色门柱等一切珍贵的留存都仅能在紧闭的大门外来观赏。
都城隍庙建于元代，明代曾重修，清同治十年在火灾后修复后殿及仪门。至今已仅存后殿寝祠，曾作为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的库房，并被私搭乱建的低矮房屋团团包围。
水电印刷厂迁出后，城隍庙后殿于2005年开始修缮起，共投入430万元，拆除百余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更换了30%以上的内檐木构件，殿内的水泥地面全部换回青砖。但如今，仅存的都城隍庙后殿仿佛成了一个被摆设的花瓶，只可供人远观。
“里面什么都没有了，还怎么开放？”对于都城隍庙不对外开放的原因，门卫岗亭内的工作人员表示，因为年久遗失，后殿已完全成了一座空殿。唯一找到的就是后殿外的三座石碑，其中两座石碑曾被作为民房的墙壁，另一座则被深埋地下多年，上面有雍正和顺治的手谕。
专家说法：确有“二次占用”问题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清史学者刘阳表示，部分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存在“二次占用”的问题，就是几年前曾经对原有的居民、违法建筑和单位占用等进行了搬迁腾退，但修缮完成后并没有对市民开放，而是被其他单位占用或租用，还有一些则变成了高档会馆。
但隐藏在这种“不良循环”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这样的文保单位产权并不属于文物部门所有，一旦这些古建对外开放，就会因为人力、维护等成本而产生一笔巨大开支。由于无法负担这笔开支，或是不愿意花费一笔与本单位业务无关的开销，一些单位最终选择不开放古建，还有一些单位则选择出租或作为他用，一方面节约了开支，另一方面还能利用古建带来一些额外收入。
闲置不利于文物保护
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孔繁峙认为，古建关闭放置不利于保护，而且从现实上讲，政府投资修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它们能作为开放场所来让世人领略。
“开放有深度开放，还有初步开放”，孔繁峙说，即使当初内部的构成没有了，也可以通过办博物馆、文化活动场所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开放。而且，建筑格局本身就具有历史价值，“比如很多人去故宫就是为了领略它的建筑，而并没有太注意其中的藏品”。此外，古建被一些单位用作办公的方式只应该是过渡性的，要制定合理的迁出计划，而不能永久占用。
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吴世民也表示，文物修缮恢复应该不仅仅是外形上的，而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尽可能地实现恢复。（记者 兰洁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