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讯 2013年12月26日，“甘肃泾川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隆重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甘肃省泾川县人民政府主办。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曹中建，副所长金泽、郑筱筠，甘肃平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奉真，泾川县委书记李全中，泾川县人民政府县长王廷佐及泾川县相关领导参加了开幕式。
研讨会围绕“甘肃泾川佛教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开幕式结束后，首先由泾川县代表介绍泾川县佛教文化及历史遗存，随后播放泾川县佛教文化专题片，最后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葒副教授介绍泾川佛教文化出土及考古情况。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楼宇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方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杨曾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龚鹏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文物鉴定与修复研究中心主任杜斗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编审、《世界宗教文化》主编黄夏年先后就泾川佛教文化作主题发言。六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全方位解读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渊源、文化价值、现实意义，充分肯定了泾川佛教文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一致认可“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历史性评价。
楼宇烈教授回顾了泾川著名寺院的历史渊源，认为佛教道场应当三宝俱全，而佛宝的表现形式就是舍利。楼教授表示，不必去辨认舍利的真伪，而应看有没有历史传承，泾川半个世纪三次发现舍利，尤其第三次出土的宋代龙兴寺埋藏诸佛舍利并佛牙佛骨多达二千余粒，说明这一地区曾涌现过很多高僧（因为佛教提倡众生皆可成佛，觉者为佛，诸佛舍利不一定都是释迦牟尼的舍利，而更可能三历代高僧的舍利）。楼教授还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应当建立展览馆，展示发掘成果；第二，应当加强、加快研究，全面研究泾川佛教文化，从文献与历史、文物与考古、造像与碑刻、器物等角度出发，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方立天教授的主题发言分为三层：首先，从地理与历史结合的视角分析泾川佛教文化兴盛的原因，分从四个层面诠释，一是自然条件，二是地理区位，三是政治地理，四是民族汇合。方教授表示，泾川是甘肃东大门，西出长安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在中国佛教史上拥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次，分析泾川佛教文化的基本内涵与重要特色，泾川佛教文化主要分为五个类型，一是佛舍利，二是百里石窟长廊，三是佛教造像，四是碑铭，五是寺院。泾川佛教文化特点，历史久，舍利多，长廊长，文化价值高，认同“西有敦煌，东有泾川”之说。最后，方教授从八个角度，对泾川佛教文化的发掘、保护、研究提出了建议：希望能够适当恢复佛教遗迹，满足民众信仰需要，推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注意防止被商业化；希望摸清家底，充分了解泾川及周边佛教文化遗迹与圣地等等。
杨曾文教授分析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历史渊源，尤其隋唐时期，泾川的地理区位，国君的大力扶持，都是泾川佛教文化兴盛的具体原因。关于舍利，杨教授认为应当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历史。龚鹏程教授首先结合近十几年海内外的舍利事件，分析舍利信仰的民间心理，认为泾川出土的佛教舍利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在我国都首屈一指；龚教授还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佛牙舍利、佛骨舍利的流传，表示泾川三次发现舍利，历史时段明晰，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同时，龚教授也指出，当前关于泾川舍利，隋唐与宋代的研究已较为可观，但前期北周舍利的研究最少，报告也少，今后应当有所重视。对于泾川佛教文化文物的保存与开发，龚教授也提出几条建议，如建立现地保存的遗址博物馆，重视对佛教文物及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发扬；充实研究内涵，系统调研、出版，注重细项研究，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当地研究应与国内其他学术机构结合。
杜斗城教授详细分析了泾川佛教文化，着重介绍了泾川佛教文化的几大特色，如佛舍利、佛教碑刻等，与前几位专家一样，杜教授也认同“西有敦煌，东有泾川”之说。黄夏年先生简要介绍泾川的历史地位，认为泾川在历史上很重要，三长安的门户；在现代同样很重要，三汉传佛教的最后一道防线。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等知名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通过研讨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泾川县应加强对当地佛教文化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和探索，进一步挖掘、整理佛教文化遗产，研究探讨泾川佛教文化、舍利信仰、造像碑铭的历史渊源，使佛教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正能量。（文/陈天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