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杰先生曾写过《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与《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两篇文章，对敦煌石窟中所出现的服饰做了一个总的概括，其中提到了佛教人物服饰。杨鸿先生《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一文，对南北朝佛像衣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但主要还是针对造像的衣纹、风格进行分析，具体到佛陀衣着的形制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说明。阎文儒先生在写到关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时，对佛陀造像的衣着也进行一定的讨论。台湾辅仁大学的郭慧珍在《汉族佛教僧伽服装之研究》一文对于汉地僧侣的僧服制衣着做了细致的分析，将僧侣服饰详细列举，对于佛陀造像的衣着研究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总的说来，虽然涉及到佛陀造像衣着的相关文章已经有过不少，但大多是从宗教艺术、雕塑造像的风格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是从色彩的角度找出敦煌佛陀造像衣着与现实僧伽服装的相关性。佛陀的衣着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来，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莫高窟内佛陀造像袈裟色彩统计
根据佛教典籍中关于袈裟用色的记载，对照莫高窟北朝时期的洞窟中所出现的袈裟色彩加以分析，笔者对北朝洞窟内出现的袈裟色彩做了一个统计，将这些色彩分成：绛(绛赤)、青、缁/黑(皂)、木兰四种色彩类型。
绛色，也称为绛赤，就是赤红色。《辞海》关于“绛”的解释是：“大红色”。《古今汉语词典》关于“绛”的解释有这样的词条：“深红色”。《书·洪范·五行传》关于“赤”的解释：“赤者，火色也”。在一些典籍中也可以找到关于“绛”、“赤”的文字记载。白居易《牡丹芳》诗云：“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姚鼐的《登泰山记》有“日上，正赤如丹”的句子。
在敦煌莫高窟洞窟内出现绛色袈裟的造像有以下几例：北凉时期的第268窟西壁交脚弥勒佛，北凉时期的272窟西壁龛内善跏佛像，北凉时期的第259窟西壁二佛并坐像；北魏时期的第259窟北壁下层西起第三龛禅定佛像，北魏时期的第254窟东向面龛交脚弥勒佛，北魏时期的第263窟北壁前部上层佛龛禅定佛像，北魏时期的第260窟中心柱东向面龛内善跏坐佛、北壁前部说法图主尊、南壁前部降魔变主尊，北魏时期的第435窟中心塔柱东向面圆券龛内倚坐说法佛，北魏时期的第248窟中心柱西向龛苦修像。以上所述的洞窟内佛造像身着袈裟的色彩均归于绛色一类。还有在西魏第285窟内，西壁中间大龛内善跏坐佛像、北壁上层二佛并坐像(七佛之七)、说法图二铺(七佛之二、三、四、五)、北壁东起第一、二禅室之间壁画结跏趺坐作普供养印佛、东壁门南北两侧说法图主尊；西魏第432窟中心塔柱东向面圆圈龛内倚坐佛；北周时期的第461窟西壁二佛并坐像左侧一尊，北周时期的第438窟西壁龛内倚坐说法佛，北周时期第439窟西壁龛内主尊，北周时期的第428窟北壁前部说法图中主尊、北壁中层降魔变主尊、西壁中层涅槃变主尊，北周时期的第290窟南壁前部上层说法图及飞天中主尊，其造像的袈裟色彩也都属于绛色一类。
青色是三衣的合法用色之一。所谓青色，并非真青色，而是古铜色。赤黄色、古铜色统归为青色一类，出现此类袈裟色的洞窟有北魏时期的第251窟北壁前部说法图主尊，北魏时期的第435窟北壁前部说法图主尊、第248窟中前部说法图主尊，西魏时期的第288窟窟室东南隅。
缁/黑(皂)，指紫而浅黑(熟桑葚色)、泥色(深浅不等的灰色)、灰黑色。在《汉语大词典》中关于“皂”的解释：“皂，黑色”。《古今汉语词典》中解释说“皂”是皂斗、栎食的略称，其壳斗煮汁，可以染黑，本作“皁”，后作“皂”。《周礼·地官·大司徒》载：“一日山林，其植物宜皂物。”在佛典中有关缁衣的色彩问题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黑非正色也。考工记中。三入为 。五入为緅。七入为缁以再染黑为緅。緅是雀头色。又再染乃成缁矣。知缁本出绛。雀头紫赤色也。” 以此可知“缁”是一种紫而浅黑的色彩，并且这种色彩是用“三入”染料的方式染制而成的。在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第254窟北壁前部中层结跏趺坐佛、南壁前部佛龛下降摩变主尊；西魏时期的第285窟北壁东起第一、二禅室之间壁画左右两尊禅定佛身着袈裟的色彩均归为此类。
木兰色，或作茜色，赤色，巴利语为Kalasamam，这是带有黑色成分的赤色，赤多黑少。《一切经音义》卷59中说：“诸木中若叶若花等不成五味，杂以为食者则名袈裟……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言缁衣者，是当初译之时见其色浊，因以名也。”木兰是一种植物，用这种植物来染的衣服，呈现一种很浊的色彩，这种颜色就被称为木兰色。莫高窟北魏时期的第254窟南壁前部壁画主尊，北魏时期的第257窟塔柱东向面圆龛善跏坐说法像；西魏的第288窟主室塔柱东向面圆龛内善跏坐佛像，西魏的第285窟北壁上层说法图(七佛之一、六)，佛陀造像的衣着色彩均为此类。
以上是将莫高窟北朝时期洞窟内佛陀造像的衣着色彩进行了初步分类整理。这种依照色彩归类方式，只能是对北朝洞窟内现存佛造像衣着色彩方面进行一项粗略的统计，并不能做到非常精确。在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是：首先，由于对袈裟颜色的记载大多仅限于文字性的描述，根据相关的文字记录作出的理解判断也许会有所偏差；其次由于莫高窟内壁画、雕塑的年代久远，也要考虑到年久褪色的问题，会影响到最初造像的色彩；再一点就是很多洞窟有后代重修的痕迹，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洞窟内佛造像的原貌，因此这一因素也需要考虑。如莫高窟第263窟东壁北侧的千佛及供养比丘，笔者是从比较的角度将其色彩进行分类的。从右边向左数第二尊千佛所着袈裟为赤褐，第三尊为赤黄(青)、第四尊为绛赤。之所以以此为例，是想说明“色彩都是相对的”。
袈裟颜色其实还是以“赤”色为主的。关于赤色的表述，虽然大致上我们知道赤是红色系的色彩，在莫高窟的洞窟壁画、塑像中，佛陀的衣着也大部分是这一色系的。但由于色彩的明度、纯度的不同(这也许是工匠们的手工的问题)，在视觉效果上会有所不同。
关于佛陀所着袈裟的颜色，可以找到一些文字记载。在《敦煌学大辞典》“袈裟”条：“佛教之法服。敦煌彩塑、壁画中的佛陀、罗汉、僧侣皆着之。其形制为长布不加裁剪，衣法裹身。按佛教戒律，僧服不准用细柔绢帛，以示节俭，故又名赤布僧伽梨(大衣)。”在《魏志》卷三十裴注中引《西戎传》说：“浮屠太子也，父曰屠头邪，母云莫邪，浮屠身服色黄。”这是汉地人对释迦如来衣色的记载。佛教不许贪恋一切可以使人贪恋的事物，追求朴实无华的生活，所以规定法服的颜色必须是一种不正色，大约最初首选的是“Kasāya”，它的本意是指一种草，引申为由这种草取汁染色而成的“赤褐色”，再进一步引申出的意译就是“不正色”(不纯正的颜色)。《四分律》卷39衣犍度初云：“如是十种衣应染作袈裟色持。”据说，古代南亚次大陆的猎师就常穿这种颜色的衣服，释迦牟尼出家之时所着的袈裟就是与一位猎人换的。《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六醯罗城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毡所作，色赤黄。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29中说佛的姨母大世主与五百释女出家，便是着赤布僧伽胝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说，梵衍那国有阿难弟子商诺迦缚娑的九条僧伽胝衣是绛赤色。《善见律毗婆沙》卷2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到罽宾犍陀罗吒国教化，在雪山边阿波罗婆楼池水上行，身着赤衣。《毗尼母经》卷八举出十种树皮、树叶等可用于染色。《萨婆多毗尼毗婆沙》中说只可皂色、木兰色(音译为“乾陀”色，据说是一种赤黑色)作衣。有一种叫做“乾陀”的植物，它是梵文Gandha的音译，是一种产在南亚次大陆南部的乔木，树皮可供染色用。有的《律》中说，它染出的色是赤黄色；也有的如上述所说是赤黑色。当然，因为古代染色常为多次染，颜色自然会有深浅之分。
据《四分律戒本》中说，三衣的合法颜色为青、黑、木兰三种。所谓青色，并非真青色，而是古铜色；黑色也不是纯黑，而是由集泥等染过的泥色，我国丛林习用的墨色以及深浅不等的灰色；木兰色，这是带有黑色成分的赤色。木兰是一种树名，皮赤黑色，可以染衣，我国的四川省有此树。《一切经音义》卷59中说：“诸木中若叶若花等不成五味，杂以为食者则名袈裟……天竺比丘多用此色。或言缁衣者，是当初译之时见其色浊，因以名也。”以上的所谓青、黑、木兰、缁这四种颜色，和前面所述“赤”色的分类会有一些交叉，有些只是描述不同，其实应是同一种颜色。如：“青”为古铜色，也就是一种赤黄色；“木兰色”就是赤黑色。如此总结出以下几种袈裟的颜色：绛赤色、青(赤黄色)、缁/黑(皂)、木兰色(赤黑色)。按照归类，莫高窟北朝时期所出现的佛陀衣着的造像的色彩，基本上是与律制中所记载的“袈裟色”是相一致的。
从色彩学角度对所出现的袈裟色彩进行分析
从莫高窟的佛陀造像的衣着来看，无论是壁画还是塑像，袈裟的色彩纯度与明度都不高。除了由于光照、氧化等造成色彩流失之外，笔者认为莫高窟内北朝时期佛陀造像的衣着色彩还是遵循着佛教律制的。
根据种种佛教律典的记载，当僧伽获得新衣时，都必须将它染为“袈裟色”，才能受持。也就是说，“袈裟”是僧伽制衣必要且是唯一的用色准则。那么，什么是“袈裟”色。从字面意义上看，“坏色”、“浊色”、“不正色”等，只是对袈裟色一种较为抽象的解释，概念十分模糊。因此，笔者尝试以西方色彩学的观念，从色彩的色相、明度与纯度来探讨袈裟是怎样的色彩。
人们对色彩的感觉来自眼球神经对光线的反应。根据色彩学中的解释，所谓“色相”，就是色彩的“相貌”，是人类所感受到的光波波长的范围，由于每种色彩的光波波长不同，就有了我们对红、橙、黄、绿、青、蓝、紫等等不同色相的感觉。“明度”与眼睛受光量刺激多寡有关，受光愈多，明度愈高；愈少，则愈低。至于“彩度”，则是指色彩的鲜艳程度，也叫做色彩的“纯度”、“饱和度”；色彩越鲜艳，饱和度与纯度就越高，彩度也愈高。
从色相来说，袈裟的色彩可以包含红、黄、蓝等色相，也可以是带赤、黄、青、黑或紫等等色相。道宣《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下第一解释“青、黑、木兰”都是坏色，又说，“青谓铜青，黑谓杂泥等，木兰者谓诸果汁等。”这里所说的坏色实际上就是指色相不明的色彩。铜青，有蓝、绿色相；而木兰色则是带有青、赤(红)色相。上述符合袈裟规定的用色，又称为“如法色”；反之，则为“不如法色”。莫高窟第285窟北壁上层的说法图七佛之六身着黑色袈裟，笔者根据上述的“青、黑、木兰”三种色彩的解释，推测此种黑色袈裟的黑色并非纯黑，而是含有其他色调的混浊色彩。这就像南北朝时期被称为“黑衣宰相”的沙门慧琳，想必其身着的黑色袈裟也是上述情况。
那么明度和彩度对袈裟色的影响又是如何呢？虽然各经典并不以“明度”或“彩度”的观念来说明袈裟色，但从一些相关的记录，我们可以作一些判断。首先它是“非纯色”，也不是两种纯色相混合的“中间色”，而是三种色彩以上的混合，产生的混浊色，因此又称之为“坏色”。义寂《菩萨戒本疏》卷下说：“言坏色者，坏彼正色成不正色”法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卷六也说：“袈裟此云不正色，谓青等五色相和染成不正色，名为坏色”可以为证。从色彩学的角度来看，经过三种以上颜色混合的色彩，其彩度一定降低。当然，为了从视觉上有更多的美感，也不排除工匠们在现实色彩的基础上加以修饰美化的可能。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如第461窟西壁此种色彩纯度较高的“袈裟色”。
再从袈裟最初衣料的来源──“粪扫衣”的色彩来看，粪扫衣几乎是沾染废秽的，即使经过浣洗，衣物还是灰浊沉暗，而其原来使用的染色材料，如泥浆、木兰、牛粪等，所染出的色彩明度也应是偏低的。
针对莫高窟内出现的造像色彩进行分析
莫高窟北魏第254窟西壁中央、435窟西壁中央出现了两尊着白衣的说法佛。依照佛教典籍中的规定，虽然白色在律典中规定是“纯色”，“不得着”，是不能用在袈裟上的。但笔者以为，如若白色并非纯白，而是白色中夹杂其他色相的话，那么这“白衣”也没有违反规定，并非“上色”了。因为这两尊佛像衣纹细密，用赤褐色勾勒衣纹，从视觉上看因深色细密的衣纹使袈裟看上去并非纯白。另有一种推测，将袈裟的底色涂为浅色，便于表现衣纹的样式。还有就关于“点净”，在435窟的白衣佛，袈裟的左下角有一块形状为长方形的深赤色的色块，不知是否为“点净”，如果是的话，则由此判断此衣也是“听许”的。
关于袈裟的点净，主要规定两点，其一，不许用上色(如青、黄、赤、白、黑)和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制作。其二，所有新衣必须经过“点净”，又称“坏色”。即在新制作的袈裟某处，或涂抹上另一种颜色，或缝上一小块其他颜色的布，来破坏衣色的整洁。传统认为这样就能免除对好衣服的贪欲。此外，点净的方式在经典上的记载并不十分清楚，但大概可以知道，点的大小要适中，所以只能“极大齐四指，极小如豌豆。”而且只能用一、三、五、七、九等奇数点，也不能点染得像朵花的造型。这一点看来，莫高窟第435窟的中白衣佛袈裟上的“点净”正是如此，从色彩与形状上看都是与之相符的。
综上所述，莫高窟北朝时期的造像衣着的表现样式基本上是符合佛教的仪轨制度的，在佛教文献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基本可以判断莫高窟北朝时期的佛陀衣着的色彩是按照佛教所规定的用色进行创造的，与现实僧侣的袈裟色彩是相符合的。佛陀造像衣着色彩的研究，仍然是一个有待发掘的课题。
